看中国古代城市空间格局融合之术

   经济因素一旦进入城市，如果应对不好，就造成整个城市空间秩序的混乱。但中国古代城市都在极力地维护其人文空间秩序，并没有因为经济的发展而破坏和削弱原有的人文空间秩序。

 

    □□  王树声

 

    中国虽有“重农抑商”的文化传统，但事实上，商业活动一直在发展壮大，到了明清时期，更是出现了晋商、徽商两大商帮。商业活动已成为一种社会风尚，并突破了以往“君子耻为邻”的偏见，商人的地位大大提高。

 

    此时代的中国哲学家们也在思考这些社会问题，经济发展之后，中国文化要如何提供新的价值标准，促进社会的繁荣与进步？王阳明无疑是最杰出的一位，他提出“四民异业而同道”的观点。这一观点也对城市规划与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

 

    随着商业的发展，相当一部分商贸活动涌入城市，人口随之增长，城市用地规模不断扩大，整个城市格局也会发生不小的变化。

 

    从《图典》中所见，不少城市随着商业的发展、市镇的扩大而不断发展原来的人文空间秩序，生长成为新的城市人文空间格局。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城市规划适应经济发展的一大智慧和贡献，对当今城市有重要的借鉴价值。

 

    例如，苏州、杭州乃是富庶之地，历史上一直是经济繁盛之区，明清两代更是进一步繁荣，但城市并没有因为经济的发展而隔断与自然山水的关系，破坏原有城市的结构，依然能遵循自然脉络和人文精神，处理城市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。这从《姑苏繁华图》、《南巡苏州虎丘行宫图》中即可直观其义。正是如此，才有了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的美誉。这是中国城市人居环境发展十分宝贵的传统，值得当今城市借鉴。

 

    事实上，全国不少其他城市也都有这方面的经验，例如湖南省湘潭县和河南省光山县就是典型的案例。

 

    湖南湘潭号称“全楚之繁区”。历史记载，自明万历四年（1570年）建新城至清乾隆二十一年（1756年）近200余年的发展，城市急剧扩张。从乾隆二十一年（1756年）所绘《湘潭城总全图》可以看出，旧城和新区形态分明，新区沿湘江向西十余里，街道3层，浩浩荡荡。

 

    新区发展改变了原有城市的形态，严整、围合的旧城与分散、开敞的新区相融合，南北山峦呼应，湘水中流，临江建筑以吊脚楼形式营建，以适应江岸地理条件，既节约了土地，也形成湘江沿岸丰富的地域建筑景致。东西十余里庙宇街衢纵横交错，商贾居民熙熙攘攘，构成了一幅完整的湘潭人居长卷。

 

    清代乾隆时期河南省光山县，由于经济的繁荣，城市向南拓展，在南门外形成南关，也可以说形成了一个新区，为光山最为繁华的商业区。从乾隆时期街市图可以清晰看出，南关新区街巷密集，财神庙几乎成为新区的中心，当年商业繁华场景自不必说。从南关新区的整体布局而言，它延续了与老城的关系，通过文德门与平桥这段街市，延续了老城的轴线，使新城旧城形成一个新的整体。新轴出平桥再至遇仙桥，直至大观楼而与官渡河融为一体。大观楼俗称望水楼，从街市图便能看出大观楼正处在轴线南端，临官渡河，成为滨河一大胜景，登楼山河城池即在目中。

 

    历史上也有一些城市，随着城市发展，城外日渐聚集街市，后因安全防卫之需，筑城墙维护，形成双城模式，但仍重视两城之间的空间秩序与文化景观营造，形成独特的地方文化景象。

 

    江西的大庾县、崇仁县就是典型的例子，南北双城中，一曰官城，系因礼乐而建，格局严整；一曰民城，因日用生活及贸易所需而建，格局相对自由。大庾县以“横浦桥”连接南北两城，崇仁县则以宝水为界，分南北两城，北为官城，南为民城。“两城烟绕”为崇仁十二景之一。

 

    经济繁荣带来城市的发展，但商业并不是城市人居的全部。中国城市有一可贵之处，就是无论何时何境，都有一种“人”的意识，思考人的问题。

 

    湖北汉口原为小镇，到明末清初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通都大邑。随着经济的繁荣和人口的增加，城市文化凝聚力削弱，文化志向淡漠。于是，徽州商人集聚地区就开始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，因此在重要地段修建了紫阳书院，祀朱熹，兼有教育与会馆的功能，成为凝聚徽商地方精神的场所。紫阳书院因经济发展、人口增加带来的新问题而修建的，可以说是随着经济发展而进行的一种城市功能自觉完善。

 

    与此相通的还有上述光山县新区，除了密集的店铺外，其街市图上还标注了恩荣坊、世显坊、古塔、三教堂、岳王庙、观音阁、朝阳寺等重要的人文建筑，虽然是一个商业交流而形成的新区，依然有其文化理想的向往，有其人文环境建设的成就。

 

    因此，人居环境建设是综合而复杂的，不论是因商贸而形成的新区，还是历史形成的旧区，只要有人存在，就有人的生活与理想，不能忽视城市人文环境的营造。当然，这是一个整体的功能完善，还包括基础设施建设、生态环境保护、社会管理、风景营造、安全防御等各个方面。

 

    同时，经济发展必然加快古代城市建设速度，这一过程中，在对城市人文空间秩序的传承与发展方面，文人士大夫发挥了关键作用。文人士大夫不仅是城市人文空间格局的设计者、实践者，还是维护者、传承者。他们以“守道”的精神，捍卫城市的人文空间秩序，并以他们的社会威望影响社会各界共同参与这个秩序的守护，成为一方人心的共同价值。城市规划正是有了这个“共同价值”，才会在任何情况下，永葆中国精神。

 

    （节选自《中国城市人居环境历史图典》，有删减，作者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）